离婚案件里，抚养权之争司空见惯，其中“隐情”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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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事调查，怎么查？
□南京日报/紫金山新闻记者张源源
6月14日一早，南京市雨花台区某学校，全市首位专职家事调查官谢怡然正在与老师交谈。
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小吕（化姓），他的父母起诉离婚争夺抚养权，当面互相指责对方“管不好”孩子。小吕年仅14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头发里隐隐有挑染的痕迹，此前去法庭时文身、耳钉齐备。这个孩子，父母离婚后该跟谁生活？
离婚诉讼中，“隐情”“隐形当事人”广泛存在
离婚案件里，抚养权之争司空见惯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家事案件利益纠纷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，“隐情”不少。2022年度，南京法院审理少年家事案件超过1万件，不少未成年人是案件的“隐形当事人”，他们虽然不是原被告，但却与诉讼密切相关。
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一项调查研究显示，2020年以来，该院共受理1537件家事案件，其中离婚诉讼中约八成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探望之争，因离婚引发的抚养权、抚养费、探望权等离婚后延伸诉讼、执行等案件也不断出现。
“妈妈，我不想跟爸爸住了，你带我走吧！”这是10岁的小田（化姓）跟妈妈丁某说的话。在得知儿子的现状后，妈妈向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出变更抚养权诉讼。
这是一个复杂的家庭，小田幼年时父母离婚，他跟父亲老田生活。几年后，老田再婚又有了孩子，小田长期跟着爷爷奶奶。
2022年5月，小田被诊断为多动症，治疗过程中，老田坚持要听医生的话服药，母亲则从服药副作用考量，认为可以换其他手段治疗。两人多次因小田吃不吃药的事情争执不休。
“我怎么可能把儿子给你！”老田坚决不肯放弃抚养权。他认为自己从生活、学习上都对孩子尽到了义务，孩子由爷爷奶奶带大，关系亲密，与后来的家人也相处融洽。母亲则认为父亲对孩子过于严苛，长期隔辈抚养不利于孩子成长，自己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更轻松、舒适的学习和成长环境。
小田跟谁才能更好生活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却又不能不作回答。
社会学理论为当事家庭“拍X光片”
为全面了解当事家庭，圆满解决家事纠纷，我国逐渐探索借助具有社工、心理、教育等专业知识人员，参与家事案件审理的“家事调查”制度。
2021年4月，社会工作专业的谢怡然成为南京首位专职家事调查官。在处理小田的案件时，谢怡然与小田的父母、爷爷奶奶都做了面谈，她走进小田房间，了解他的生活、健康状况等，还来到小田此前就诊的医院，详细了解多动症儿童的治疗手段、预后情况等。
“调查中，我关注的既有父母双方的工作、收入、住房等物质保障条件，同时也直观地感受他们的性格、待人处事的方式，孩子的真实意愿等情况。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父母对孩子的爱，但他们的冲突对抗，不断拉扯着孩子。”谢怡然说。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》，家事调查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个人经历、性格、教育程度、身心状况、工作情况等；对子女的抚养情况、子女的心理状况及学习状况等。
身为专职家事调查官，谢怡然全程参与案件，为当事家庭完成“速写”，并出具调查报告。
这份调查报告，既能够让法官在审理时快速了解案件和当事家庭，更是针对家庭诸多矛盾“对症下药”前，用社会学理论辅助“拍”出的一张“X光片”。
从财产利益延伸至情感利益的多维保护
法律规定，抚养权归属考量包括抚养能力、子女意愿等，变更抚养权则需满足“一方或双方的情况或抚养能力发生较大变化的要求”。
事实上，简单的抚养权变更，并不能够解决小田一家人，尤其是未成年人面临的困境。心理咨询师为小田进行的沙盘游戏结果显示，父母多年的冲突分歧、矛盾交加的成长氛围也是造成小田注意缺陷、焦虑不安的重要原因。
小田“成长的烦恼”，广泛存在于父母正在离婚诉讼的未成年人中。孩子们面对父母分开这件事接受程度各异，小吕正值青春期，表现出来攻击性更强。谢怡然在调查中发现，他已经开始厌学，且与非在校人员有了交往。
抚养权究竟如何归属，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“必答题”。
“想要更多了解家庭的状况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。”雨花台区法院审委会专委郭莉莉说。
成为家事法官的这些年里，她越发认识到，家事审判带有鲜明的人身性、情感性和伦理性，不能简单适用对抗性的民事审判规则，家事审判的关注点正在从对当事人身份利益、财产利益的保护延伸到人格利益、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的多维关注。
郭莉莉介绍，刑事或者民事案件当事人中出现未成年人，或者明显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，如离婚纠纷，离婚后引发的变更抚养关系、探望权、抚养费等纠纷时，法院会开启家事调查流程，并在案前、案中、案后进行调查、调解、回访工作。目前，该院专职家事调查官介入调查案件66件，出具详细调查报告57份，其中29件案件达成调解或撤诉。
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则认为，以家事调查为代表，家事审判程序改革亟待启动。她说，在实践过程中，很多法院已经在家事诉讼程序、家事调解以及家事非讼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，形成了一定的程序规范和创新性的制度，如职权审理、调解前置、家事调查、心理疏导、离婚财产申报等原则和制度。但上述改革仍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包括法律依据不足，各地零星推进，各自为政，对家事审判程序的规律仍未形成共识等。
“应该通过推动家事审判程序立法，制定‘家事诉讼法’来统筹规制家事审判、家事调解、家事非讼等家事案件程序，才能更好地因应家事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，实现家事领域的司法正义。”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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